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，已赘述文章结尾那天的排练厅气氛不一样。舞台上灯光还没打亮，台下却已经坐着一个不寻常的观众——周恩来。是通知过要来，但没人想到他会提前到。演员们都还在准备，有的还没换完衣服。
刘长瑜正站在后台，穿着李铁梅的服装，化了妆，马上要出场。她那时候才二十出头，演李铁梅已经演了好几场了，熟得不能再熟。那天她一上场，照例笑着往前走，步伐轻快，神情也带着点花旦惯有的俏皮劲儿。她没意识到，台下那位总理的眉头皱了一下。
演出结束，后台传来一声轻唤：“长瑜，过来一下。”这是她第一次，听到周恩来说话的语气那么平静，也那么重。“你刚才一上来，笑得挺开心。”他说，“可那时候，宪兵队在满街抓人，老百姓连买菜都不敢出门。你说，李铁梅的高兴从哪儿来的？”
一句话，把她心里的自信像纸片一样撕碎了。那会儿是1966年，《红灯记》刚被选为样板戏重点剧目，全国各地都在排。刘长瑜因为扮演李铁梅，被点名调进中央实验京剧团。她本来是演花旦的，唱功不错，身段也灵，之前演的《红楼二尤》还被不少老先生夸过。
她自己也觉得，李铁梅就是个少女角色，青春、坚定、带点天真。可谁知道，总理一句话让她整晚睡不着。她开始反思，李铁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个年代她处在什么环境？为什么革命对她来说，是“觉醒”，不是“表演”？说起来，刘长瑜的家庭背景其实挺复杂。
她原名叫周长瑜，父亲是张作霖手下的军官，和张学良还有拜把子的交情。她从小听堂会，看老生唱戏，家里人都爱京剧。她母亲后来改嫁，她也就随母姓，成了刘长瑜。她的启蒙老师是荀派创始人荀慧生。
那时候还不到16岁，她在荀先生指导下演《红楼二尤》，模仿得惟妙惟肖。可荀慧生私下却说：“你演的像，但没神。你演的是尤三姐，不是荀慧生。”这话她记了一辈子。
所以后来她演李铁梅，不满足只照剧本来。她跑到京郊农村住了几天，帮村妇担水、劈柴、煮饭。她想知道，穷人家的孩子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。不是喊口号，是日复一日的苦，才养出那种早熟和坚韧。
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亲人离世的场景，那种说不出口的痛，演田小雁和母亲生离死别那场戏时，她就用了那种情感。不是大哭大闹，而是先呆住，眼神发空，然后才扑过去痛哭。那段戏，后来进了样板戏的正式版本。不过再回到《红灯记》那场戏，真正让人记住的，是第五场。
李铁梅听完奶奶讲完父亲的革命事迹，情绪彻底转变。她拿起红灯，走出圆场，碎步稳、节奏紧，锣鼓点一响，情绪一下子拉满。刘长瑜那时候改变了传统花旦走法，不再是柔和飘逸，而是挺胸、前倾、步伐有力。她说：“这时候的李铁梅，是觉醒之后的李铁梅了。”
有人问她，这种走法谁教的？她说：“没人教，是我自己试出来的。”她不再是照着别人演，而是进入角色之后，自己找动作。这在当时，是很冒险的事。样板戏讲规矩，讲程式，很多动作是定好的。
可她觉得，不变就演不出人物。这事后来传到了总理耳朵里。他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当着众人说：“长瑜是旧家庭出身，但她和家庭划清了界限，是党培养的文艺工作者。”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。那时的文艺界，很多人经历了从传统向革命的转变过程。不是每个人都顺利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被理解。刘长瑜算幸运的。她既有传统功底，也愿意为角色付出。她演李铁梅前后用了五年时间，不断打磨。有人说她是“把自己演进去了”。她没否认，她说：“我不怕别人说我不像花旦，我只怕像了别人，不像角色。”后来她在《红灯照》里演田小雁，那场母女诀别的戏，也让很多人记住了她眼神里的那种“发呆”——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压抑太久之后的情绪爆发前的静止。她不再用传统哭腔结尾，而是先仰头看天，露出恐惧和无助，然后才扑向舞台上的“母亲”。她说：“那不是技巧，是情感到了。”1970年代后期，样板戏逐渐退出主流，刘长瑜也开始尝试别的题材。但很长时间里，只要提到李铁梅，大家想到的还是她。她有一次说：“后来再有人演李铁梅，都说要像我。可我当年演的时候，是谁都不像。”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让她“别那么高兴”了。参考资料：李辉主编，《周恩来与文化艺术工作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1年。李准，《京剧样板戏创作实录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8年。荀慧生口述、张守成整理，《荀慧生谈艺录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86年。刘长瑜，《我和李铁梅》，北京出版社，1998年。《中国戏剧志：京剧卷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2000年。